“三环峰会”,习近平中东之行的三个历史瞬间******
(近观中国)“三环峰会”,习近平中东之行的三个历史瞬间
中新社北京12月11日电 题:“三环峰会”,习近平中东之行的三个历史瞬间
中新社记者 梁晓辉
出席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三环峰会”,这是外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中东之行的形象称呼。中共二十大后首访中东、时隔6年再访沙特,中国元首外交此行中的三个历史性场景,定格了中国与世界密集互动的可感瞬间。
当地时间12月9日下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埃及总统塞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巴林国王哈马德、科威特王储米沙勒、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吉布提总统盖莱、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科摩罗总统阿扎利、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伊拉克总理苏达尼、摩洛哥首相阿赫努什、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卜杜拉赫曼、黎巴嫩总理米卡提等21个阿盟国家领导人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峰会。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题为《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中国色”的天空
战机护航、礼炮鸣响、王室迎接……7日,当习近平中东之行的脚步踏上沙特铺就的紫色迎宾地毯时,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两色彩带划过天空,中沙友好的又一个历史性画面定格。
一片“中国色”的天空,是沙方精心准备的最高礼遇,向世界传递这次跨越7600公里“握手”的热情温度。此行,习近平为传承友谊而来,为开创未来而来。
“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习近平在访问中指出。萨勒曼国王则表示,中方的利益也就是沙方的利益。
双边关系的优先级在“中沙峰会”时间里进一步确认提升。双方商定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将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牵头人级别提升至总理级,签署20份合作成果文件……
世界瞩目这次中沙之间的历史性“握手”。石油,但不仅是石油,有外媒称,沙特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中国也仍然是沙特石油的主要买家,“但这只是拼图的一部分”。
此访亦铺展了中沙全景式多领域的合作,从5G通信到合作探月,从投资司法到人文交流。双方尤其强调,继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愿景”的对接。
“2030愿景”被喻为“沙特式改革开放”,核心目标是实现经济多元化,其最重要途径是发展制造业,而中国正是世界公认实力强劲的制造业大国。
评论称,中沙合作进入更广阔的历史机遇期。
两张历史性合影
“习近平此行不仅事关中国与阿拉伯世界领头羊——沙特的关系,而且事关中国与拥有5亿人口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未来。”有外媒观察说。
9日,习近平中东之行第三天。两张合影,定格了新时代中阿关系的历史性瞬间。
一张是参加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的领导人合影,一张是参加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的领导人合影。照片中,习近平同与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并肩而立,大家面带微笑。
两场峰会均为首次召开,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既是双方传统友好的水到渠成,也是未来合作提升之所需,外界称“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在上述两峰会上分别提出中方对加强合作的构想,包括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未来3到5年中海合作五大重点领域等,得到与会各方响应。中阿峰会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海峰会决定建立并加强中海战略伙伴关系。
“正如你们今天在中阿峰会上看到的,我们所有人都对建立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有着强烈的兴趣。”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阿曼《祖国报》社长马哈尔则说,中海峰会上,中国道出了海湾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心声。
中国巨大的感召力在两场峰会上尽显,也显示出约占世界人口总数1/4的两大力量,正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这将在世界版图上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次次打开的门
峰会时刻外,习近平中东之行的工作时间,几乎被密集的双边会见所占据。
最繁忙的时候,从9日8时到12时,一上午有7位外国领导人接连走进中国代表团驻地。而习近平当天,一共会见了近20位外国领导人。
会见厅一次次打开的大门,见证着世界与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也定格着中国元首外交的一个个历史性瞬间。
“中方在国际场合秉持的立场正义公道,提出的倡议主张积极且富建设性”“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致力于为全世界人民谋福祉”“很高兴有中国这样的伟大朋友”......
从前来的各国领导人眼里,世界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国——和平、正义、友好……
中国也用自己新的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战略对接、深化合作、“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面对面”的讲述里,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中国,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
“推开中国的大门,各国预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有评论如此指出。
这是中国的吸引力,也可以解答为什么从巴厘岛到曼谷再到利雅得,中国所在之地,宾朋纷至沓来。据统计,三次出访中,习近平已累计与40多个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德不孤,必有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你来我往中,正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成就。(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